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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。

我张大了嘴,能吞下一颗大鸭蛋:“胡说的吧。马黄我是见过,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,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。人家是谁,我是谁啊。”

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,一脸不信的模样,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,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,而不是针对我的。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,去我家里搜了几次,全是内裤袜子一类的破烂,别的什么也找不到。也是,我那把心爱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,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,他们一同从我的身边消失不见了。

不过我倒是觉得,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出来呢。那个狡猾的老狐狸,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子我关到牢房里,真是个禽兽。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,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。

住院的这段日子里,我除了编瞎话,看新闻,被老头欺负,叫护士拿针捅之外,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。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。几经辗转,日思夜想,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,道个谢嘛。

公共电话的听筒里,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,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。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,发出契合的响动,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,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。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,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。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,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,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,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。

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,是在出院以后了。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,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。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,和门卫说明了来意,登记了我的姓名,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。一路上,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,还有几个抓着犯人,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,“安静点”“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”的喝令叫个没完。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,心脏突突直跳,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。

“3月11号你干了什么,嗯?”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,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,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。但这老东西,真有两下子。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,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,心里就越是堵得慌,越想跪到地上,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,嚎啕大哭:“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!都是我干的,行了吧!”

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。我知道再过一会儿,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。

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,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。他们有的垂头丧气,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。更多的是不服,大喊着:“怎么抓我不抓他!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。”听得我浑身冒冷汗。

“马黄,梁辉,这些人你认识吗?”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。

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:“认识,鼻子大的这个是马黄,脸瘦的这个是梁辉。”

“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?”

“普通同事。马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,我就一普通打工的,我们分工不一样。”

我和老刑警,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。到今天为止,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、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。他们每问我一句话,我就紧张地牙齿打颤,哆哆嗦嗦地回答。小跟班看我可怜,想给我接杯水,被老刑警拦住了,大概是嫌我有病。

“对了,”老刑警说,“赵德昌,这人你认识吗?”

香港老板?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他模糊的形象,身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,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点,不管怎么说,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我还真没见过他呢。

“赵德昌,那是谁?”我反问道。

“一个做生意的老板,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。”

我苦笑着回应:“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,我怎么可能知道。”

老刑警继续逼问:“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?”

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考验我。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:“就算好奇,我也不敢多问。万一问错了什么,你又怀疑我怎么办?”

老刑警嘿嘿一笑,便不再追问此事。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,似乎有话要说,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,他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,平铺在我面前。

“这件衣服,你见过吗?”

是肖东死的那天,我从他家里偷出来的衣服。

我摇了摇头:“没见过。”

“看清楚点,真没见过,假没见过?”小跟班逼问我的同时,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。

我坚定地摇头:“真没见过。”

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,对我说:“这杀人犯倒也挺有品位,挑了这么件外套,血溅上去了也不显。”

拿黑白照片给我下套!我点了点头:“看上去是啊。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,本身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颜色。”

刚说完,老刑警就抬眼看了看我,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眼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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